在北京新華印刷廠走過的63年里，廠內廠外發生了諸多鮮為人知的故事，也見證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重大歷史事件，這些都通過他們印出的每一本書，通過每一個職工的親身經歷，通過廠區的演變展示出來，記者所能講述或描述的，只是這部長卷中的幾個小小的細節……

　　“當年的新華印刷廠初建時，是在西城墻外，除了接收的正中書局一些被燒毀的廠房，沒有什么像樣的房子了。但當時的政策寬松，城外是荒地沒人要。所以采取了跑馬占地的方式。廠里的工作人員把木樁釘在地上，用鐵絲拉起護網就算自己的廠地了。”今年79歲高齡的原新華印刷廠負責人武文祥回憶。

　　武文祥說，與現在相比，北京新華印刷廠當年用鐵絲網圈了很大一片地，緊挨著的只有北京市委黨校。但當時地并不值錢，而且都是國家的，誰占了地，還要管理，占多了很是麻煩。所以各單位并不占得太多，能夠滿足需要就行了。這種觀念延續了幾十年，以至改革開放初期，很多單位占了北京新華印刷廠的地，廠里也都做了“貢獻”。在打通車公莊大街時，也都是被無償占用了，而且當時的政策是“誰家的孩子誰抱走”。政府一聲令下，道路周邊的車間都搬走了，大家一點怨言也沒有。

　　武文祥說，當年新華印刷廠是北京最大的印刷廠之一，與南城廣安門內的北京印鈔廠齊名，一樣的重要。因為一個印鈔票，一個印重要文件。

　　《毛選》1－4卷

　　至今挑不出一個錯

　　中國印刷總公司原總工程師廉潔親身經歷了毛澤東選集的排版印刷工作。他說，在新中國成立前，《毛澤東選集》印過，但因為條件有限，印出的書質量不高。新中國成立后，北京新華印刷廠接到的第一個重大任務就是出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1951年9月1日開始印刷，首次印刷一共是70000冊。

　　廉潔說，當年，凡是出版《毛澤東選集》的各個車間都有嚴格的規定，給相關的職工配發特殊的證件，沒有證件，即便是廠長也很難進入車間。每到有黨的重要文件印刷時，就更嚴格了，不但要有證件，車間還配有戰士站崗，關鍵環節的操作工人在文件印刷的當天還要住在車間里。對于這些特殊的要求，全廠職工都能理解，也感到很光榮。

　　廉潔說，此后新華廠又陸續出版了《毛選》2－5卷。但《毛澤東選集》1一4卷的排版、校對、印刷等各個環節的質量極高，到現在還沒有人能挑出一個錯，甚至一個錯誤的標點符號也沒有。

　　“法律”排成“法津”嚇出一身冷汗

　　廉潔說，因為北京新華印刷廠承擔了國家領導人著作，以及重要文件的印刷工作，所以對印刷的質量要求極高。

　　在幾十年的印刷生涯中，有一件事讓他記憶猶新。記得在編制出版《鄧小平文集》時，經過了很長一段時間的準備，終于到了開印的時候。當已印了10000冊時，校對工作人員突然發現在513頁第13行中，“法律”的“律”字，排成了“天津”的“津”字。“我們被嚇出了一身冷汗，連忙停機，改正了錯字，并把那個有錯的印張全都重新印刷了。”

　　職工曾住馬棚 吃蘿卜干

　　北京新華印刷廠原副廠長李玉根回憶：建廠初期，職工家屬宿舍開始在北禮士路原52號大廟內。此后逐年修建，最多時共有12個職工宿舍區。新華廠修建宿舍大多都因地制宜，有的是在工棚的基礎上改造的，有的是利用舊廠房，還有的干脆是在喂馬的馬棚改建的。

　　李玉根回憶，新華廠職工最困難的時期是三年自然災害時，因為糧食歉收，職工的糧食定量每月也減少了四五斤，而且油、蛋、肉、菜，什么都缺。因為吃不飽，很多人只能喝湯，所以造成不少人身體浮腫。他們響應政府的號召，到郊區去找地種菜，來補貼職工食用。由他具體負責，后來，廠里在小紅門生產隊找到了十余畝荒地，由總務科張振河帶隊種了蘿卜，又買了10幾畝地的蘿卜，做成蘿卜干。這個期間，職工每天吃蘿卜干，特別是有些發了霉、長了毛的蘿卜干，也舍不得扔掉，還要蒸成包子。就是這種食品，職工每天也不能多買，只能買到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