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紙業龐大的生產能力支撐在兩只“泥足”之上：一只是“草”，即以草類纖維為制漿主要原料的路線：另一只是“小”，即以發展小造紙廠為主的產業組織路線。從50年代初開始，這兩只腳一走就是近半個世紀。
    1951年第二屆全國造紙工業會議提出“從長遠來看，應以木漿為主，草漿為輔”，但“現階段必須充分注意”利用草類纖維。1958年明確喊出“以草為主”的口號，中國紙業大踏步走上了“以草為主”的發展道路。
    近二十年中，“草木之爭”的是非已逐漸明朗并基本形成共識之后，國產木漿比例反而銳減：1992年僅占14%比1983年的25.9%下降近12%，到1993年底，國產木漿總量比重已降到10%，即便不與世界紙業發達國家相比，就是比其他幾個草漿比重也較大的典型發展中國家如印度48%，墨西哥45%，泰國36%，中國的草漿比重也太大了。據估計，中國當時使用的谷物草桿量約占世界非木材造紙原料總量約75%，中國紙業“以草為主”的路線走到了極端。
    “以草為主”深刻地決定著中國紙業的整體素質，是使中國紙業面臨生存危機的根源之一。既然選擇了“以草為主”的原料路線，也就選擇了“以小為主”的產業組織路線，同時必然帶來“差而臟”的后果。反過來看，“以小為主”也只能“以草為主”，二者是相互選擇的“戀愛”關系。
    建國之初，國家全力以赴推進重化工戰略，被排出在此戰略之外的紙業，除少數特殊品種受到國家計劃的特殊關照外，不可能成為投資重點。歷史留下的民族資本紙廠百年來都是小廠，日本人開辦的幾十家也不大。加之“根據以往的經驗”，新建一家3萬噸/年以上規模的紙廠的建設周期需要4至5年時間，趕不上需求的增長，國家便選擇了“搞群眾運動、大中小并舉的方針”。說是“大中小并舉”，其實是“以小為主”。由此在50年代末“盲目發展了一大批小型造紙企業”。改革開放后，隨著鄉鎮企業的蓬勃發展，使本來我國造紙企業集中度偏低的狀況進一步惡化。在國家痛下決心關閉小紙廠并切實實行之前，這一趨勢沒有停止。
    中國紙業靠“小、草”這兩只“泥足”發展了四十幾年之久，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具有歷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人均森林資源的小國、資金約束和條塊體制是三個基本國情。其中資金約束在計劃經濟時期是“短缺經濟”最集中的表現，在改革開放后則體現為資本市場不發育，分散的資金難以融通。而重化工戰略則是一個大背景，幾十年來紙的需求增長雖然很快，但90年代前總量仍相對較小，很難讓政府及各方面對紙業的地位等問題有足夠的重視。改革開放以來地方經濟受市場導向刺激，積極籌資發展小紙廠，滿足了市場供應。在此過程中，農村工業化進程之快出人意料。其在諸多方面的低成本優勢使紙業這個資金密集產業，恰恰在農村或靠近農村的中小城市附近找到了發展機遇。這正是有“中國特色”的道路。
    如果說關閉小紙廠還是中國紙業主要出于環保需要而主動進行的自我調整的話，與此同時“傾銷”般涌進中國市場的“洋紙”則迫使中國紙業站在一個新的高度來重新審視現有紙業的整體素質，重新思考中國紙業的前途。這個新的高度就是在全球經濟日益一定體化的大背景下，站在世界紙業現代化的高度，以紙業的國際競爭力為標準。
    在“洋紙”向中國市場猛烈“傾銷”使我們大吃一驚之前，世界紙業的大型跨國公司就己經來到中國并逐步展開了其戰略性投資行動。中國紙業極端的散、亂、差、臟和“洋紙”“傾銷”以及跨國公司的挑戰，使1995年前還是少有的處于供不應求狀態的中國紙業近些年突然面臨極其現實又極其嚴重的生存危機。危機的實質，是相對國內大多數產業更落后、更傳統的中國紙業突然被同時置于國內環境承受力極限和世界紙業的現代化標準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