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對高齡農民工群體而言，年邁后如何落葉歸根是他們人生的下一個“路口”。打拼多年，歸鄉后如何找尋精神家園？記者近日在四川、浙江、江西等多地調研了解到，當地采取各種措施幫扶中老年返鄉農民工融入當地社會。
然而，無論是留在城市里打拼的“堅守陣營”，還是已經回到老家務農、打工的“返鄉陣營”，為改革開放建設做出巨大貢獻的高齡農民工大部分仍在工作一線，且一些人還存在沒有養老保險、難找工作或留下職業病等問題。
目前有部分高齡農民工仍然在異鄉城市“討生活”。記者走訪北京、杭州等地多位高齡農民工發現，這一群體目前主要依靠打零工維持生計，從事保潔、門衛等職業，生活狀況不容樂觀。
“近幾年年輕人到勞務市場找工作的不多，大多是40歲以上的。”杭州杭海路勞動力市場職介員董成宏說，目前市場內長期“滯留”一批高齡農民工，普遍沒技術、文化水平較低，只能零散打一些小工糊口。“數量大概幾十人，做完又回到這里。” 如今像北京市虎坊橋、杭州市杭海路這樣的老牌勞務市場已成為高齡農民“集散地”。
61歲的河南人劉德全在北京豐臺一建筑工地做門衛。今年是他外出打工的第27年。一間簡單的板房里只有一張鋼絲床和幾件簡單的家具、電器，既是值班室也是宿舍。雖然和做快遞員的兒子生活在一個城市，但老人大多數時間一個人生活。
“原來一起出來的工友，基本上都回家了，”劉德全說，他現在每月工資2600元，除了抽煙的開銷，最多的時候他一個月能存1800元。“趁還能干得動，給孩子和自己再攢點錢。”
在杭州三墩做小工的管阿強今年64歲，每天工錢100多元。“工地里條件很艱苦，雖然有食堂，每頓也就是兩個菜。就打打零工沒有保險，我們擔心出意外。”管阿強的女兒管麗君說。
“現在這份工作到今年8月底。”杭州一小區保潔吳小妹說，“如果沒有單位續聘，我就去做些鐘點工。”她表示留在城市的目的是為了幫助女兒照看孩子。
部分高齡農民工仍“滯留”城市大多出于就近照顧子孫、城市收入較高等原因，但隨著年齡增長，他們也在“干與不干”之間猶豫。“工作難找”“退休無靠”使他們陷入“回與不回”的兩難。
一方面，工作機會減少。“送快遞、外賣，手機不會用；做小工，一些新材料都沒見過。”受訪一代農民工普遍認為受自身身體狀況、文化水平所限，未來工作機會將會更少。“‘不做了’這句話我每年都說過，總有一天要干不動的。”劉德全說。
與此同時，城市生活成本上升進一步形成壓力。管阿強說：“現在出去買點什么都貴，盼著一年到頭不生病。”
另一方面，回鄉生活又缺乏依靠。管麗君說，父母現在回鄉，靠種田基本無法養活自己。“沒精力也沒技術，種點自己吃還可以。”
“再攢點錢回家”是部分高齡農民工普遍的心聲和無奈：社保參與度低、對下一代家庭養老能力的擔憂讓高齡農民工缺乏安全感。吳小妹說，自己沒有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如果回鄉生活基本上要靠兒女供養，生病了也沒人照顧。
同時，返鄉融入當地社會也成問題。“我在外邊呆了20多年，回去確實有點不適應。”劉德全說。
除了堅守城市的，近幾年一些高齡農民工已經選擇告別城市，回到家鄉，但遺留下的職業病與無養老保險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
今年已經56歲的王福茍，因常年做搬運工作，7年前被診斷出嚴重腰間盤突出，經鑒定為傷殘等級十級。打工幾十年的他因為不夠錢住院，回到江西省樟樹市大橋街道龍灣村的家中休養。2011年，他也曾嘗試到福建漳州一家企業打工，但因為身體不適且檢查出肝病、胃病等問題返回老家。
“就算一身病，也要養活家庭。”如今，王福茍已經承受不了任何重活，只能在樟樹市一家賓館做保安，僅靠每月2000多元的工資維持全家生活。“我老婆也有低血壓，家里還有孫子和80多歲的母親，一家人的開支實在是太大了。”
此外，記者了解到，大部分第一代農民工都沒有給自己辦理養老保險的意識，而醫療保險也僅是報銷范圍有限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新農合）。
“以前一直都沒有要買養老保險的想法，現在有些后悔了。”今年55歲的鄧小華是江西省宜春市人。從1993年便開始外出打工的他，2008年回到老家在建筑工地做散工，每月工資3000多元。“為了全家人的生活，我不能休息。”
“每個月的收入只夠全家人的溫飽，我們夫妻倆都沒有買養老保險，所以想自己創業試試看。”鄧小華沒繳社保，自然沒有養老金。近幾個月，正好有朋友邀他一起在附近的村子做養殖業生意，“做生意收入應該還不錯，也許可以維持后半生的生計。”
“回鄉只是一個開始。”四川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王卓認為，當前農民工返鄉后可能會遇到一系列的尷尬困境，而造成這種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們是屬于較早出去打工的一批農民工，當年受教育程度低，缺乏技能培訓，可能在城市常年從事低端勞動力密集職業，對自己人生沒有長遠規劃。當他們年老后，很多人在城市難以立足，不得不選擇歸鄉這條路。
“隨著年齡增長，中老年農民工退返人群激增，過去農民工福利不完善所積累的心理困惑、現實困難、多種因素可能導致的問題，需要全社會特別關注。”四川省農科院原副院長劉建軍說。
劉建軍認為，改革開放后較早離鄉出來的一代青壯年農民大軍，當年主要在18歲到40多歲，如今多數已是55歲到70歲左右了。中老年農民工只身或舉家投身國家經濟建設，可謂“犧牲”了一代、二代、甚至三代人——農村大量留守老人、留守婦女和留守兒童，不少家庭夫妻難聚，孩子流離就學轉學難，家鄉父老沒法照顧。在當年那種低工資、低保障、難維權、艱苦甚至惡劣的生存生活條件下工作，為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社會建設和騰飛做出了巨大貢獻，理應得到關注、受到關懷。
成都市第四人民醫院心理咨詢師李云歌認為，作為城市“邊緣人”，中老年農民工情感長期無寄托，回到家鄉后，如果得不到及時疏導，很容易引發群體性事件或者造成一系列社會問題。“尤其是很多中老年農民工只身一人回到家鄉，或者兒女常年在外打工無法照料的，他們的孤獨感、無助感非常強烈，但是卻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李云歌說。
接受采訪的有關專家學者認為，為了讓中老年農民工回得去、留得住，政府不可缺位。
摸清中老年農民工底數。劉建軍認為，需要對第一代農民工數量、區域分布、分類結構、養老歸宿地、生活狀況、基本保障等問題給予重視并部署專項調研。
高齡農民工養老體系待完善。有關專家建議，國家應立法或出臺政策統一全國農民工養老制度，加大力度統籌和規范解決老年農民工社會養老保險、醫保、福利等基本保障，務求全覆蓋，應保盡保落到實處。
中老年農民工文化素質偏低，職業技能培訓仍需加強。四川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王卓認為，中老年農民工出去打工早，自身文化素質較低，部分勞動者年齡偏大，又缺少技術，回到家鄉后，缺乏相應的謀生技能。
引導返鄉中老年農民工參與鄉村治理。王卓認為，這批返鄉的中老年農民工在外打工多年，接受了城市生活理念，在思想和見識上相對開放一些，在鄉村治理過程中，可以引導他們積極參與。例如安排一些公益性崗位，或者進入村委會等，讓他們成為農村進步的“帶頭人”，發揮余熱促進家鄉發展。
